摘要：对每个国家来说，军队的改革都是必然的；但就变革的速度、规模和方向而言，各国的情况又千差万别，制度一旦确立，就有其自身的发展惯性，其变革就必然会遇到阻力。由于军队特别重视权威、秩序和纪律，所以若想改变其管理与体制特点，就要触及其军事生活方式的...
对每个国家来说，军队的改革都是必然的；但就变革的速度、规模和方向而言，各国的情况又千差万别，制度一旦确立，就有其自身的发展惯性，其变革就必然会遇到阻力。由于军队特别重视权威、秩序和纪律，所以若想改变其管理与体制特点，就要触及其军事生活方式的核心。然而，历史也表明，阻力是可以克服的，惯性的方向是可以改变的。美国军队改革就是如此。
一般认为，美国的军事改革分为7次，分别是美国革命时期、1812年战争改革、20世纪初的“鲁特改革”、20世纪40年代的军事改组、20世纪50年代的麦克尔罗伊改革、20世纪60年代的麦克纳马拉计划和20世纪80年代的军事改革工作。
美国革命期间，华盛顿在反抗英军的战争实践中，打破州界，逐步将十三个州殖民地的武装建成一支常备军，并创造了行之有效的新的战略战术。这本身就是一种改革。但是这一改革，被美国当时根深蒂固的“契约原则”以及削弱联邦政府的权力的思想所搞乱。联邦政府只许保持一支小型的正规陆军与海军。
在1812年开始的第二次美英战争中，美国在军事上暴露出一些重大问题，如职权区分不清，协调不好，补给系统不完善等等。纽约的民兵拒绝执行向加拿大进军的命令，理由是他们只有在本州境内作战的任务。好几个州的州长甚至抵制总统在使联邦政府控制各州的民兵部队方面所做的努力。1812年战争后，在门罗总统领导下，陆军部长约翰·卡尔霍恩试图采取措施纠正当时的混乱情况。
他制定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宏大、全面的军事改革计划，旨在对军队的作战行动实施集中控制。卡尔霍恩所建立的莶本体制包括：一个由在华盛顿的陆军部长领导的部级业务机构。一支分别编人各地区司令部的野战军。卡尔霍恩还提出在平时建设一支战时可扩充的军队，保留一批规模较大的训练有素的军官队伍，但军队的兵员保持一定的缺额。这样就保持了一支可以作为战时部队基干的军队。
如果说政治理论从根本上制约着美国19世纪军事改革的前景。那么技术发展便成为推动美国20世纪军事改革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其原因部分是由于美国的利益在向世界各地扩展，需要扩充军队来保持美国的利益。与此同时，军事装备日趋复杂，致使军队的管理工作面临更严重的挑战。出现了一种把工业部门中的管理科学运用到军事部门的趋向。在这种情况下，威廉·麦金莱总统便挑选了没有军事经验的一家公司的律师埃利赫•鲁特，在美西战争结束之后担任陆军部长。鲁特等人当时正对美国的工商业系统进行革命性的改造，所以由他们对美国军队进行真正改革是非常适当的。
1903年初，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推行通常所说的“鲁特改革”，作了一些新的规定，以便美国军事体系在新的世纪后得以运行。鲁特推行的并经国会批准的改革并没解决美国军队明显存在的全部缺陷。但是，他的改革为军事机构确立了新的目标，那种以为建立在民兵基础上的军队可满足现代国家需要的观点，已完全失去过时。美军正规化程度得到了大大提高。按历史学家格雷厄姆•科斯马斯的说法，这是一支“帝国军队”，不仅能担负国土防御，而且能在远离本上的地区进行侵略战争。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技术获得的重大发展，迫使美国改组军事结构，并对战略方针作了重大调整。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立即重新评估其军队，结果导致了一项内容广泛的对军队进行改组的法规——《1947年国家安全法》。新法中最突出的成就，是设置了国防部长，建立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常设机构），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之职制度化。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的建立也同样引人注目。在美国历史上做出了空前具体的和广泛的努力，把国家军事力量和安全的各个组成部分组合成一个综合性的、自觉管理的系统。文官控制军队的原则首次深入赏彻到武装部队本身的工作中。
然而，尽管国防部长获得了新权威，但有时似乎仍不能在自私自利的各军种官僚体制中行使自己的控制权。美军的经历最终告诉我们，对政策实施形式上的控制，如果不能与对军事预算的实际控制结合起来，则毫无意义。艾森豪威尔的第二任国防部长尼尔·麦克尔罗伊希望获得对庞大的国防机构的更大的控制权。他改革的成果之一，是根据《1958年国防部改组法》把参谋长联席会议纳人了美军的指挥系统。这一法律剥夺了原来属于各军种的一些职责，把预算分配权重新分配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长。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利用国防部的合法权威方面作出了新的努力。他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既取得了伟大成就，又有明显的失败。麦克纳马拉在他的计划、规划和预算制度方面开始的大规模全面改革。实质上，麦克纳马拉改变了各军种与国防部长办公厅的实际权力对比，建立了一个新的、无所不包的、仅由国防部办公厅一级管理的系统。国防部长的这种制定工作程序的权力，已经成为改革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例如，实行了计划、规划和预算制度之后，国防部长必然处于各军种预算的最后裁决者的地位。
美国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进一步地暴露了军队指挥结构的问题。虽然美国军队轻松取胜，但各军种领导人均对军种之间低效的协同沟通大为不满。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重构法案，是从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设立美国国防部以来，对其最彻底的一次改组。法案中，对美军指挥链进行了改进，由总统通过国防部长（美国一体化作战司令部）直接指挥各联合作战司令部；从而越过了各军种主官，之后他们只起到顾问的作用。
从根本来说，美国军事改革的主线，就是权力集中，向总统和国防部长集中，使得美军对外干涉的能力越来越强。但美军21世纪以来的反恐战争，却让全世界看到美国总统的权力越来越大。那么未来美国会不会出现限制总统作为美军总司令权力的改革呢？
